看見數據:當觀塘仍然是打工仔「老母」 — — 香港 2016 年至 2021 年間通勤形態變化

按居住及工作地點分類之就業人數變化

Kenneth Wong
9 min readDec 5, 2023

TL;DR

香港打工仔的通勤模式一直在微妙地變化。過去幾年,COVID 加上社會結構的調整,打工仔對「返工」的方式變得與之前不再一樣。本文透過人口普查上班族的居住及工作地點數據,將通勤形態可視化,穿越五年的數據洪流,比較之前的通勤形態,解讀一下這個城市現象背後的一些主要變數,將變化更清晰地呈現。

前言

政府統計處(C&SD)陸續公佈 2021 年人口普查之數據,各位研究員也終於可以不再依賴 2016 年咸豐年代的數據,開展對不同問題的分析。

筆者兩年前曾經利用 C&SD 關於居住地點和上班地點的工作人口數據,構築了 OD Matrix(文章同樣刊於 Medium,唯只有英文版),再做一些數據可視化,顯示 2016 年時上班族的通勤形態(commuting pattern)

然而,最近幾年的通勤模式已經和之前有所不同。首先,隨著在家工作的普及,即使返辦公室工作,也可能每星期有一至兩天可以「work from home」,部分打工仔甚至已經全面實行「full remote」。其次,由於移民潮和嬰兒潮一代長者陸續退休,勞動人口開始減少。最後,不同公司為了減輕租金負擔,將辦公室由核心商業區(CBD)搬遷至其他區域。

種種因素,影響了總勞動人口、打工仔居住地點、打工仔上班地點,進而對整個香港的通勤形態產生影響。當通勤形態在過去五年發生了不少變化,如果僅依賴 2016 年的數據來理解現時通勤模式及形態,準確度就是官腔的「並不理想」。

五年過去,通勤形態究竟有何變化?

2021 年香港上班族通勤形態

長話短說,下圖展示了 2021 年香港打工仔的通勤形態。

同時,兩年前刊載的 2016 年通勤圖表並沒有將「其他種類」放入圖表。當初製圖原意是顯示跨區工作的打工仔人數,所以沒有再加插屬於其他類別。而且 2016 年的時候,在家工作仍非主流。

在此附上「最新版」的 2016 年通勤形態圖表,方便直接與 2021 年數據比較。

如何閱讀此圖表?

每一行(row)代表一類打工仔居住地點所屬地區,而每一列(column)代表一類打工仔工作地點所屬地區。每一格則代表其中一種工作人口居住地點及工作地點的組合。

舉個例:第一行第一列代表「於中西區居住,於中西區工作」的工作人口,即「住中西區返中西區」。如果居住地區和工作地區相同,可形容為「同區工作」。

再舉個例:屬於屯門區該行及大埔新市鎮該列代表於「居於屯門區,於大埔新市鎮工作」,即「住屯門返大埔」。這類打工仔的上班模式自然是「跨區工作」。

此處不贅述圖表數字,但可以隱約看出,與 2016 年數據相比,圖表的模式沒有太大的差別,有關「job-housing imbalance」的問題仍然存在。

需要注意的是,「洪水橋新市鎮」在 2021 年才納入人口普查區,該地在 2016 年屬於「新界其他地區」。(人口普查區邊界可參考 https://www.census2021.gov.hk/tc/district_profiles.html )2021 年數據顯示,約有 6,600 名打工仔在洪水橋新市鎮工作。

補充多一點,人口普查對工作地點的定義為「主要職業的工作地方;若果受訪者每日都轉換工作地方(如地盤工人)或有多個工作地方(如須同時在醫院及診所工作的醫生、流動小販),則工作地點是指他在該 7 天內因工作關係而逗留最久的地方。」¹

五年間通勤形態之變化

然而,單一時間點的通勤形態只能反映當時情況,更重要的是我們關心的通常是「趨勢」和「變化」。因此,比較兩年間每類數字的轉變能更好地反映五年來的變化。由各地區的工作人口增減到各區域變化是否超過或低於全港平均,分析和比較不同地區 5 年間的轉變,將更符合本文探討「通勤形態轉變」的目的。

下面同樣為一張 heatmap,但每格顯示的數字不再是總人數,而是 2016 至 2021 年間的變化。綠色表示該分類的工作人口總數增長,紅色則表示減少。顏色越深,代表變化越多;顏色越淡,表示變化越少(白色代表零變化)。

舉兩個例子:

  • 對應之前的通勤形態圖表,2016 年和 2021 年居住於中西區並在中西區工作的工作人口分別為 48,647 人和 44,018 人,該分類的工作人數變化為 -4,600 人。根據顏色梯度,該格呈淺紅色。
  • 於觀塘居住,同時沒有固定工作地點的工作人口在 2016 年和 2021 年分別為 40,841 人和 60,649 人,五年間變化為 +19,808 人,因此該格呈深綠色。

解釋完如何閱讀圖表,接下來通過圖表的觀察來進行分析。此處觀察分為「全港變化」,「市區特別變化」和「市區以外特別變化」。

全港變化

  • 總工作人口下降約 7.5 萬人, 五年間下跌了 2.0%:勞動人口下降,移民潮再加上嬰兒潮一代長者陸續退休
  • 在家工作人口增加了 1.6 萬人(五年間增加 4.5%),佔總工作人口 10.2%:根據普查,2016 年已有 35.9 萬打工仔在家工作。這一數字在 2021 年上升至 37.5 萬人。儘管大家預計 COVID 將大幅增加在家工作人口,結果顯示升幅並未如預期高。然而,在總工作人口下降的背景下,在家工作人口未跌反升,已經可謂「逆市奇葩」。
  • 無固定工作地點的工作人口增加了 16.9 萬人,增加近四成

市區通勤形態變化

  • 大部分傳統商業區所在地區(中環、灣仔、尖沙咀)的員工人數也出現下降。 按百分比計算,油尖旺區下跌幅度最大(-14.7%,減少 5.26 萬人),其次是中西區和灣仔區。
  • 可以如何解讀?:不少公司於 COVID 時期搬離上述地區以減低營運成本,令地區總工作人口下降。
  • 於觀塘區上班的總員工人數五年間維持平穏:當其他地區的總工作人口五年間錄得下跌時,於觀塘上班的打工仔人數可謂「逆市跑出」,只下跌約 4,000 人(-1.3%),下跌人數明顯比其他地區為低。五年過去,「觀塘老母」依然「好唔得閑」。
  • 可以如何解讀?:更多公司搬到觀塘以節省成本,拉勻本身下跌的總工作人口
  • 主要市區地區同區就業的員工減少:於油尖旺區返工的打工仔減少了 5.26 萬人,當中屬同區工作的打工仔佔約 20%(1 萬人);於東區返工的打工仔減少了 1.7 萬人,當中屬同區工作的打工仔佔約一半(8,400 人);於中西區返工的打工仔減少了 3.2 萬人,當中屬同區工作的打工仔佔約 14%(4,600 人);於九龍城區返工的打工仔減少了 1.28 萬人,當中屬同區工作的打工仔佔約一半(6,300 人)
  • 可以如何解讀?:COVID 下部份職位減少,本身原區就業的打工仔可能難以繼續尋找同區的工作,需要尋找位於其他地區的職位。²

市區以外通勤形態變化

  • 只有西貢區(主要為將軍澳)及離島區(主要為東涌)的同區就業打工仔人數有所增長:「住西貢區返將軍澳」及「住離島區返東涌」的打工仔數目五年間分別增加了約 3,200 人及 1,600 人
  • 可以如何解讀?:將軍澳新市鎮(尤其將南)五年間有不少新住宅入伙,商場以及其他居民設施增加,自然令區內有更多服務行業職位。另一個可能因素是將軍澳工業邨(現稱創新園)五年間一直有不同公司遷入。
  • 元朗區五年間無固定工作地點的工作人口無論按人數增長(增加 24,300 人)或按百分比增長計算(+59.2%)均為十八區之冠:居住於元朗區的就業人數五年間增加了 3 萬人,而大部份增加的就業人數都屬於「無固定工作地點」類別。
  • 元朗新市鎮的職位數相大量下降,五年間減少了 14,300 個(-27.2%):這亦令「住元朗區返元朗新市鎮」的打工仔中人數急劇下跌了 -8,750 人。
  • 可以如何解讀?:部份職位的工作地點由元朗新市鎮遷移至前往洪水橋/天水圍/粉嶺/上水/古洞等其他新市鎮地區,「住元朗區返洪水橋」的打工仔五年間增加了 4,000 人,「住元朗區返天水圍」的打工仔增加 1,600 人

寫完一堆字,到底想講咩?

經常說 COVID 改變了大家生活模式,也改變了商家的營運模式。辦公室地點改變,工作人口改變,工作模式改變,打工仔居所改變,通通都會影響通勤形態。透過比對兩年的 OD matrix,再比較兩個年份之間的數字,大家也可以從中探索到一部份變化及演變。

當然,城市問題從不簡單,一個數據集背後,往往是更多的未知變數,不能只憑一兩張圖表就可以完全解讀整個問題。這兩張圖表,只是解讀城市複雜性的一個切片,要理解整個故事,還需要更多的數據和觀察。

[1] 詳見2021年人口普查- 詞彙釋義中對工作地點 (Place of work) 的定義

[2] 需要留意,工作人口減少是五年間的整體趨勢(正如上述全港變化中所列出的數字),每區同區就業人口位減少的百分比是否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,此處就不深入考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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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enneth Wo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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